摘要：因此，它是一项基础性的、综合性的权利。 ...
所谓公私法二元论是指承认公权力的特殊性即行政的意思相对于国民具有单方的优越性以及对行政权法律规制的特殊性的理论。
田：总的来说，三十年改革至今成就斐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政治与社会层面也出现了诸多的新气象，但也积累了许多结构性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应急性政策来解决了，也不能依靠维稳体制的任何升级企图来解决，而应该回到八二宪法的政治结构优化与公民权利充实的正轨上来。立法审查程序本可成为人大系统摆脱橡皮图章之诟病的重要制度武器，但却被长期闲置，从机构理性来讲是难以理解的。
比如八二宪法，许多人，包括当时的制宪者在内，都认为或努力使之成为对五四宪法的一种回归。因此，我对待八二宪法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乐观，在整体评价上还是倾向于大体肯定的。心灵、宗教与宪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而全权式的专制政体则非常粗放地运用有限的统治资源，属于一种自我耗竭式的体制结构，不仅严重耗竭着物质性资源，也严重耗竭着合法性资源。宪政理论，无论是自由主义版本的，还是共和主义版本的，如果没有一种保守改良主义的历史观作为观念性基础，就可能导致忽左忽右的历史震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我国宪制中，行政主导一直是一种权力现实，行政权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确实显示了巨大的行政效能，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也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和政府侵权现象，而且造成了今天相对于人大和法院的主导性态势。田：我觉得党内民主的优先性从属于其先进性，这是被其理论所预设的，当然其如果能够真正获得实践，也是很有宪政意义的。再则，我国也不实行人民公决制，人民群众在修宪和立法上不享有创制权与否决权，不能直接以人民权力制约国家权力。
（也有的论者认为第三人只享有信托利益，而非权利，所以不属于所有权范畴）。至于所谓国家最高权力，则涉及除人大而外，在人大之上谁拥有国家最高权力，或谁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在我国，由于奉行一党制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文化传统，恐怕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此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执政党是国家最高权力者。如前所述，后者作为决定权是一项政治权力，而不只是权利。二者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体。
而且，民主并不在于人民的多数是否能亲掌政治权力，而在于人民群众能否有效地驱使并制约实际掌权者这个人民中的少数，按照人民中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行使权力。自然法学家所谓的社会契约虽无科学与事实的根据，但自有其道义与政治的价值，而且也可以启迪我们对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的法理思考。
{2}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6。郭道晖，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那么，人民群众除有选举权（权利）外，不能直接享有和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必须周期性地转让它的权力，那么人民岂不处于无权力的地位，又如何对它所托付出去的权力加以制约呢？这的确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所遇到的难题。而且，行使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的其他国家机关，事实上也都在一定限度与范围内享有对这些权力的使用权与处分权（它们可以将某些事项对其下级机关进行转授）。
人民通过选举，将属于它所有的国家权力的所有权转让给人大，此后人大就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对一切国家权力的支配权，即占有、使用（行使）和处分的权力，亦即享有基本所有权。人民与国家（人大、政府）的这种权利、权力关系，如果借用民法的概念，似乎和信托关系有点类似。人民当家作主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所以，有的西方学者因而认为：只有在选举的时候人民才是统治者，过后就成了奴隶。
由此，是不是可以说，人民实际上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呢？关于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历来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与学说。{4}郭道晖．试论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J]．法学研究，1990(4)。
江平，周小明：《论中国的信托立法》，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理和宪政原则，它也应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而人民大众这时再也不拥有国家权力对他们的权力进行制约，而只能听命于国家权力的摆布了。在凡属真正实行主权在民政制的民主国家，其国家的最高权力并非议会或总统，当然更不是某个政党，而是人民或全体选民。第2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作为公民群体，选举权是每个公民个人的一种政治权利。—这于历史上、事实上当然有根据，但法理上却是错误的。
[3]这在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有足够的教训的。（这里只是假定选举是真正民主的，而事实远非如此。
既然它是人民的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或全社会的权力。亦即其所有权已不属于人民中每个个人。
进入 郭道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最高国家权力 国家最高权力 全民权力 社会权力 。但毋庸讳言，按我国现今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只是在选举的时候人民群众有选择受托人（人大代表）的权力（姑且不论候选人大多是指定的）。
）我国有的学者搬出民法上的代理概念，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谁受到人民的信任而当选，谁才有资格进入国家机构成为它的组成人员。人民作为整体，当他们集体行使选举权利时，这种权利就形成为一种集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具有决定国家机构的组建的强制力，所有参选人都必须服从选举的结果。而只有等到人大任期届满，在下一届选举中，人民收回其国家权力，转托于新一届的人大。
全体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主体。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
当然，全民的社会运动或革命，有其至大至高的社会权力，另当别论。但也难完全避免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脱离人民、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的情况发生，甚至转而侵犯人民的权益，使代表人民掌权变为代替人民掌权，使人民的权力蜕化为对付人民或统治人民的权力。
但这只有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共和国那样的小城邦国家才有可能做到。[5]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并立、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社会权力和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模式等论述，详见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一书，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民法上的信托是指一种基于信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命题中，这个属于人民的一切权力是从人民主权意义上说的。1．首先要区分，这两种表述是有差别的。它们也都是某一领域国家权力的主体。
其中最著称者为社会契约说，其倡导者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作为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国家权力即公权，是由社会中各个人舍弃其自然权利的一部分或全部，以社会契约形式让渡给国家或社会整体，使之能以其所获得的权力，反过来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洛克则认为人民是以社会契约暂寄主权于政府或社会整体，政府无道，人民还可收回此权。
只是它支配这些权力必须以体现人民（信托人）的意志和维护与促进人民的利益为宗旨，而且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唯一受益人，任何国家机关作为受托人都不得成为受益人，都不得为自己谋利。此后它作为收益人仍享有收益权（或获得利益）。
因为经全民公决得出的结果，是具有最大权威和强制力的，任何国家机关（包括议会或人大）和个人（包括执政党领导人）都必须服从全民公决的决定。理论上（或宪法上）人民（作为整体的人民和普通民众）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一直享有国家一切权力，能对人民所选出的政府进行权力控制与监督的。
